從“侯官群體”到“閩寧干部”：
一種精神譜系的影像建構與時代回響
張金順
一、扶貧劇的歷史文化維度
2021年電視劇《山海情》成功熱播，被視為中國主旋律影視創作的一次突破性成功。憑借著粗礪真實的影像質感、鮮活立體的人物群像以及飽含溫度的歷史敘事，該劇成功將“閩寧協作”這一宏大的國家扶貧戰略，轉化為一個可感、可觸的動人故事。不過，當學界與輿論大多聚焦于其現實主義美學成就、對主旋律敘事范式的革新，抑或其對于西部地域風情的生動呈現時，我們或可追問：《山海情》展現出來的藝術感染力，是否僅僅源于其對扶貧現實的精準描摹？該劇的深層魅力——本文認為，恰恰在于其超越了一時一地的扶貧故事，觸及了歷史文化脈絡更為悠遠而深厚的地方，一組待解讀的“文化密碼”于其敘事深處潛藏。
本文引入“侯官群體”與“侯官文化”來對比揭示《山海情》中人物塑造的歷史文化源流。“侯官群體”以晚清福州地區林則徐、沈葆楨、嚴復等為代表，“侯官文化”則是在福建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歷史背景下，在宋明以來閩學的浸潤與觀照下，以及清朝末期這一地區中西文化激蕩交流中，形成的一支具有福建標識意義的地域文化[1]。2022年，在首屆侯官論壇上，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彥強調“要大力弘揚侯官文化的愛國主義、科學精神、嚴謹治學、創新創造、實干擔當精神”[2]，闡釋了“侯官文化”的精神內涵。
“侯官文化”精神內涵所包含的“開眼看世界”的開拓意識、“實干興邦”的經世理念與“茍利國家生死以”的擔當情懷，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精神資源。在此基礎上，本文采用文本細讀與歷史比較方法，來對陳金山、凌一農等福建援寧干部形象塑造進行剖析，并與侯官先賢事跡進行歷史對比，以揭示福建干部群像與歷史群體在精神譜系上的呼應關系，激活并重構“侯官精神”這一歷史記憶。
二、影像建構：新時代“侯官群體”的典型形塑
《山海情》的藝術成就在于將宏大的國家政策具象化為血肉豐滿的人物命運。劇中，福建援寧干部群體以其鮮明的性格與精神深度超越了符號化塑造，構成了新時代“侯官群體”——他們的言行舉止與精神內核，與歷史上以實干、開拓、擔當為核心的“侯官精神”形成了跨時空共振。
（一）陳金山：實干精神與溝通智慧的當代體現
陳金山是首批抵達涌泉村的福建干部，這一形象的成功，源于其身上體現的、源自侯官傳統的“經世致用”實干精神與靈活務實的溝通智慧。陳金山的“實干”表現為將宏大敘事轉化為具體利益、將頂層設計對接在地需求的卓越能力。這一特質與福建船政奠基者沈葆楨有共通之處。沈葆楨的卓越貢獻之一在于協調中外、籌措經費、督辦工程，將“師夷長技”的口號落地為亞洲首座現代化艦船工廠的實體存在，創造了“積數十年經營之力，廠機林立，工匠倍興”[3]的勝景，可以視其為卓越的“組織與鏈接”者。劇中核心場景生動詮釋了這種精神：在動員村民赴閩務工時，面對村民“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狗窩”的固守觀念，陳金山避開空泛宣講，精準切入農民最關切的實際利益，他掰著手指算賬：“一個月掙的錢，比在家一年掙得都多。”這句樸實話語繞過觀念壁壘直擊生存與發展本能，正是“經世致用”在基層治理中的生動實踐——不尚空談，追求實效，將政策與民情的共振點轉化為可得的實際利益。
此外，陳金山略帶閩地口音的普通話和“水土不服”的幽默感也成為了獨特的溝通媒介。他是傳統意義上威嚴的“官”，但也可以視其為帶來新資源、新思路的“客”與“友”，這種親和力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行政命令的剛性，增添了文化互動的彈性，使其更有效地扮演“組織與鏈接”者的角色：鏈接東西部資源組織勞務輸出，鏈接技術與土地推動菌草種植。因此，陳金山形象是“侯官精神”實干基因在新時代的演化。
（二）凌一農：從技術啟蒙到道義擔當的升華
凌一農教授的角色成長，可視為“侯官精神”譜系在當代的又一次顯現。其從技術啟蒙到道義擔當的演進，映射出“侯官精神”中認知層面的開放性與價值層面的責任感二者間的聯系，彰顯了其價值內核穿越歷史周期而保持的穩定性與活力。
凌一農引入的菌草技術，其意義在于將“開眼看世界”這一“侯官精神”的古老命題，從一種思想姿態落地與具象化為一項生存技能。如果說嚴復的《天演論》為“開眼看世界”提供了哲學依據與緊迫性[4]，那么凌一農的菌草技術則為其提供了實踐路徑與可行性。二者并非簡單的對應關系，而是共同印證了“開眼看世界”最終必須從書本走向現實、從思想走向實踐這一內在邏輯，展現了該精神傳統強大的現實轉化能力。
然而，凌一農形象的偉大超越了技術層面。劇中最震撼的一筆出現在蘑菇滯銷、農民利益受損，菇農紛紛指責凌教授，凌教授和他的科研團隊卻沒有過多計較，反而繼續幫助村民尋找銷路，毅然自掏腰包補貼收購價，并不惜與壓價客商沖突。這一行動標志其身份的關鍵躍升：從恪守科學準則的教授，轉變為守護社會正義的“士”。凌一農的“補貼”行為極致體現了“士”的擔當——當市場邏輯即將碾碎希望時，他以個人薪金與安危扛起道義大旗，實現了嚴復式啟蒙者與林則徐式守護者的動態統一。這種行為模式，在精神譜系上接續了侯官先賢（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在處理國家與民眾關系時，所展現出的超越功利的道義擔當。
通過塑造陳金山與凌一農這兩個核心人物，《山海情》成功完成了對新時代“侯官群體”的影像賦形。通過對劇中人物的解構，我們可以發現“侯官精神”并非塵封史籍，而是作為活躍的文化基因在新時代國家敘事中煥發出磅礴生命力。
三、古今回響：精神譜系的承繼與變奏
通過對《山海情》中福建援寧干部群體的影像形塑分析，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侯官精神”在新時代的鮮活面孔。將其置于歷史長河中與晚清侯官先賢進行跨時空對話，有利于我們深刻理解這一文化現象的深層意涵。二者的關系并非簡單的影像復刻，而是一種精神譜系的承繼與實踐路徑的時代變奏。
（一）精神內核的“三重同構”
“侯官精神”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而依然充滿活力，在于其核心要素構成了穩定而富有張力的價值結構。[5]在《山海情》的角色事跡與歷史現實之間，我們可以清晰地辨識出三種至關重要的精神同構。
1.“實干興邦”與“精準扶貧”：從“造船強國”到“產業富民”
晚清侯官群體的“實干”精神，最輝煌的體現莫過于沈葆楨主持創辦福建船政。面對國家積貧積弱局面，船政實踐者選擇“造艦、練兵、育人”的務實路徑，克服萬難建成了現代化的船廠與艦隊，更通過附設的船政學堂，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代海軍軍官與工程技術人才。[6]這一壯舉將“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落實為具體成果，其行動準則的核心是“取得切實的自強成效”。
一個世紀后，在寧夏西海固的戈壁灘上，這種“實干興邦”的行動哲學以“精準扶貧”的形式再現。以凌一農、陳金山為代表的援寧群體，面對嚴酷自然環境和水資源稀缺等困境，將“共同富裕”的宏大戰略轉化為培育雙孢菇、創造工作崗位等可見可感的“實事”。他們繼承了沈葆楨式的“坐言起行”，都將抽象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方案，以取得實際扶貧成果為行為準則。
2.“開眼看世界”與“東西部協作”：從“思想啟蒙”到“發展啟蒙”
“開眼看世界”是“侯官精神”最鮮明的標識。嚴復譯介《天演論》等西方經典，林則徐組織翻譯西方報刊和書籍并編成《四洲志》[7]，打破了晚清思想界的封閉狀態，這是一種思想啟蒙，旨在喚醒國人的危機意識與變革精神。
福建援寧干部的實踐，可理解為一場深刻的“發展啟蒙”。其關鍵不在于單向的技術或資源輸入，而在于重構農民與市場、與現代化進程的主體性關系。他們通過菌草種植，使農民掌握了參與市場經濟的新“語言”；通過組織勞務輸出，將他們轉化為能夠自主決策的勞動力商品。這個過程，使西海固的農民從被動的援助對象，轉變為能動的市場行為主體與發展實踐的參與者。這與嚴復通過譯介喚醒個體與民族的主體性意識，在哲學層面共享著同一種啟蒙邏輯。
3.“家國擔當”與“共同富裕”：從“民族救亡”到“人民至上”
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的詩句，是對“侯官群體”家國情懷最悲壯的詮釋；嚴復在內的近代第一批海軍留學生立下的“生等愿盡所能為國效勞”[8]誓言仍在回響；劉步蟾嚴詞拒降時“艦亡與亡，志節凜然，無愧舍生取義”[9]的吶喊依然振聾發聵。在民族危亡關頭，他們的擔當體現為對朝廷國家和中華文明的誓死捍衛，與“救亡圖存”的宏大敘事緊密相連。
新時代的侯官傳人則將這種“家國擔當”內化、具體化為“不讓一個群眾吃虧”的倫理堅守。凌一農教授自掏腰包補貼菇價的行為超越了科學家甚至公務員的職業本分，升華為一種深刻的道德選擇。這種擔當與新時代“共同富裕”和“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形成呼應，將林則徐式的宏大愛國情懷落腳于保障普通群眾切身利益的微觀實踐之中。
（二）實踐路徑的“時代變奏”
在精神內核同構的同時，古今兩個“侯官群體”的實踐路徑因時代語境的巨變而呈現深刻變奏，這正說明“侯官精神”是能夠隨歷史條件自我更新的活傳統。
1.使命驅動之變：從“被動應對”到“主動謀劃”
晚清“侯官群體”的行動是對西方列強沖擊的“被動應對”，是在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后被迫啟動的救亡舉措，其底色是危機驅動下的緊迫感[10]。反觀《山海情》中的福建援寧群體，其使命源于國家內部發展的“主動謀劃”，投身于“閩寧協作”和“脫貧攻堅”是國家在和平發展時期作出的戰略性安排，是基于長遠發展規劃的前瞻性治理行為，折射出中國從百年屈辱到邁向民族復興的歷史性跨越。
2.知識體系之變：從“軟硬并重”到“適用為先”
晚清“侯官群體”引入的知識體系是復合型的，既包括造船、航海等“硬科技”，也包括社會學、經濟學等“軟思想”。嚴復的翻譯工作尤其體現這種“軟硬并重”的特點，因為他們意識到國家的現代化需要思想與制度的同步革新。而在《山海情》中，福建援寧群體傳遞的知識體系更具針對性，側重于菌草種植等“適用技術”與勞務合同等“市場知識”，這種知識選擇的變奏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導致的優先次序差異。
綜上所述，通過精準的影像敘事，《山海情》不僅再現了“侯官精神”的核心內涵，更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實現了其創造性轉化。
結語：歷久彌新的“侯官精神”
本文通過影像建構與歷史回響雙重分析，系統剖析了《山海情》中福建援寧干部的形象塑造，論證了《山海情》如何通過生動塑造陳金山、凌一農等福建援寧干部形象，揭示其與歷史上“侯官群體”之間深刻的精神譜系關聯，實現對“侯官精神”的當代召喚與影像轉譯，更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實現了其創造性轉化。研究表明，劇中陳金山、凌一農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僅生動再現了“侯官精神”中“開眼看世界”的開拓意識、“實干興邦”的經世理念和“茍利國家生死以”的擔當情懷，更實現了對這一歷史精神資源的當代激活與創造性轉化。同時，劇作通過具體的人物塑造，將抽象的“侯官精神”具象化為可感可觸的藝術形象，使陳金山成為沈葆楨式實干精神的當代傳承，使凌一農完成從嚴復式思想啟蒙到林則徐式道義擔當的精神升華。這種精神譜系的影像建構，彰顯了“侯官精神”這一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生命力。觀眾共鳴的是一個成功的扶貧故事，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生生不息的奮斗精神。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2025年第6期，作者為為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
參考文獻：
[1]薛菁：《侯官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炎黃縱橫》2024年第1期。
[2]陳瑜、宋建曉、許子豪：《侯官文化的當代價值思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7期。
[3]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嚴復：《天演論》，汪征魯等主編：《嚴復全集》卷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5]林姍、高仁金：《侯官文化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傳承路徑研究》，《秦智》2025年第8期。
[6]沈巖編著：《沈葆楨——中國近代船政奠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紀建勛：《由“貫天人”到“賅中西”——中國比較文學的發生與近代文化轉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8]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編：《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孫克復、關捷編：《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版。